产业洞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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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行业生态加快上海技术转移中介服务业发展

发布时间:2022-02-07

技术转移中介服务机构是技术转移活动的枢纽,它连接着企业、高校、科研机构与政府等主体,贯穿科技成果与技术需求产生、技术培育、知识产品保护、技术营销与交易、产业化等技术转移各个环节,构成了技术转移中介服务业这一高度专业化的新型创新服务业态。随着上海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进入内涵建设关键阶段,如何进一步加快上海技术转移中介服务业发展,发掘更多优质科技成果在上海落地转化,催生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成为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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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技术转移中介服务业发展现状与特点

(1)国家高度重视技术转移中介服务业发展

近年来,伴随着我国技术转移通道建设的日趋通畅和完善,国家和上海市对于技术转移活动的政策支持重点已经由科技体制改革逐步转向技术转移服务能力建设。国家和上海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支持技术转移中介服务机构发展的重要政策文件(如表1所示),并为技术转移中介服务机构专业化、市场化发展创造各种有利条件,不仅促进了行业的快速发展,还极大优化了行业生态。

完善行业生态加快上海技术转移中介服务业发展

(2)技术转移中介服务业发展现状

经过多年支持与培育,上海技术转移中介服务业日趋成熟。根据《2020上海科技成果转化白皮书》统计,2017年至2019年,上海市场化技术转移机构数量、从业人员数、年收入等关键指标都实现了快速增长,行业正快速形成规模,具体如表2所示。

完善行业生态加快上海技术转移中介服务业发展

在行业规模快速增长的同时,上海技术转移中介服务业的服务成效也在同步提升。据统计,2019年共有94家市场化服务机构参与促成各类技术转移项目2790项,同比增长50.7%;促成技术转移项目的总金额44.37亿元,同比增长83.8%。其中,促成国际技术转移项目金额大幅提高,同比增长190.3%,具体如图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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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技术转移中介服务业发展特点

第一,服务内容多样化。技术转移中介服务业属于科技服务业。《国务院关于加快科技服务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国发[2014]49号)提出重点发展研究开发、技术转移、检验检测认证、创业孵化、知识产权、科技咨询、科技金融、科学技术普及等专业科技服务和综合科技服务这九大科技服务门类。从上海技术转移中介服务机构的运行现状来看,许多技术转移中介服务机构提供的服务范围已经与国家重点发展的科技服务业的其他八大门类深度融合,提供技术转移全过程所需,从知识产权、科技法律到科技教育、科技金融等各类专业服务。在从业人员方面,以居间、行纪和交易代理等为主要业务的技术经纪人也正在向更为全能的“技术经理人”角色转变。这一方面是因为技术转移活动周期长、市场小,单纯依靠中介服务佣金很难维持服务机构的基本生存,迫使服务机构开发出新的“谋生技能”,并以此增加服务粘性,提升服务价值;另一方面是因为许多原本从事知识产权等其他科技服务的服务机构乘着政策东风,拓展技术转移服务功能,新进入到了这一行业领域。

第二,机构类型多元化。根据技术转移中介服务机构的核心业务模式,可以大致将其划分为高校和科研机构内设服务机构、专业型中介服务机构和平台型中介服务机构三个大类。高校和科研机构内设服务机构通常对本单位科技成果、科研团队、政策等非常了解,有的服务人员就是本单位科研人员,专注于为本单位吸引外部合作资源,推进本单位科技成果对外转移转化,在国家政策引导和要求下,许多高校和科研机构都成立了专职技术转移服务机构,建设技术转移基地。专业型技术转移中介服务机构主要聚焦于某些细分行业,或者专注于特定业务环节,在这些细分行业或业务环节上具有很强的专业服务能力,较典型的如宇墨(环保)、容智(知识产权)等。平台型技术转移中介服务机构主要通过搭建技术转移各创新主体和各类创新要素汇交融合的虚拟或实体枢纽,在平台上直接或间接提供各类中介服务,实现技术转移,它又可以分为官办(东部中心)和民办(迈科技)两个类型。

第三,服务分布多极化。无论是哪种类型的技术转移中介服务机构,都非常强调建立起多极化网络服务体系,在全国乃至全球范围内拓展自身业务。高校和科研机构内设的技术转移服务机构通过在地方设立技术转移分中心、产业技术研究院等平台,参与到地方创新生态系统建设中;专业型和平台型中介服务机构同样注重线上线下联动,在各地拓展自身服务网络,提升、高服务的扩散性和渗透性。宇墨在丹麦、德国、加拿大、新加坡设有四个海外分部;沪亚生物国际在中国8个主要城市及东京、首尔等地建立起了服务联络网络。国家技术转移东部中心布局长三角,积极带动长三角区域技术转移要素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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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技术转移服务行业发展:产业生态系统视角

产业生态系统概念源于自然科学中的生态学。Suan等(1996)认为,用生态学的眼光看待企业,企业就会被赋予生命体的特征,涌现出共生、均衡、成长、竞争、自组织、自适应和进化等现象。Frosch和Gallopoulos(1989)最早将生态系统这一概念运用于经济学领域,将经济视为一种类似于自然生态系统的循环体系,包含相互依赖的生产者、消费者和规制机构,它们相互之间及其与环境之间进行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换。Moore(1996)用生态学的观点看待现代企业之间的竞争问题,提出了商业生态系统的概念,认为商业生态系统是由相互影响的组织和个人所组成的经济联合体,可以认为是商业世界的生物体。Tian等(2008)认为商业生态系统模型包含以下七个要素:资源、活动、决策、标准、角色、商业实体和商业模式。近年来,产业生态系统理论在互联网、移动通信、生物医药等领域被广泛采用,分析企业创新与新兴行业形成与演化的过程。运用产业生态系统相关理论,绘制技术转移中介服务机构所在的技术转移行业生态系统如图2所示。

完善行业生态加快上海技术转移中介服务业发展

从图中可以看到,在技术转移行业生态系统内部,存在着生产者、消费者、分解者、服务支持等不同的种群,政策、社会、经济、文化、金融、技术、法律等外部环境犹如阳光和雨露,会对整个技术转移行业生态带来巨大影响。技术转移中介服务机构属于重要的服务支持种群,它们为技术转移生态内的生产者、消费者和分解者种群提供不可或缺的专业服务。

在科技成果价值形成阶段,技术转移中介服务机构为高校、科研机构等生产者种群提供科技成果发掘、专利分析预警、专利质量管理与价值培育等专业服务,对科技成果进行发掘和价值识别,完成技术转移活动前期策划并设计出技术向产品转化的路线图;在科技成果价值放大阶段,技术转移中介服务机构面向企业开展技术营销和撮合,或支持科研人员直接创业,整合和提供各类资源,协调科技成果产业化整个过程,直至企业掌握批量生产工艺,完成产品原型,促进科技成果成熟度不断提升,成功跨越“死亡谷”;在科技成果价值实现阶段,技术转移中介服务机构协助企业设计商业模式,结合技术特点和市场研判,对最终产品进行定型和设计优化,不断提高交付体验,助力初创产品或服务渡过“达尔文海”,成功实现商业化。技术转移中介服务机构在科技成果价值形成、放大和实现这三个过程中提供的服务都是目前技术转移全过程中的“痛点”所在,也是技术转移中介服务机构形成竞争优势和服务粘性,获得价值回报的关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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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技术转移中介服务机构发展的建议

从产业生态系统视角来看,除了锻炼技术转移中介服务机构内功,不断提升专业化服务能力外,可以通过以下举措加快技术转移中介服务机构发展,营造出更为良好的技术转移行业大生态。

第一,加强技术转移专业人才队伍建设。加快技术转移人才培养已经为各界达成共识。2020年3月,科技部火炬中心印发《国家技术转移专业人员能力等级培训大纲》(试行),建立起技术转移从业人员能力等级培养体系。2020年8月,上海发布《关于新时代上海实施人才引领发展战略的若干意见》,提出“建立技术转移人才开发目录,加快壮大技术转移队伍和专业机构”。国家技术转移东部中心也正在持续推动国家技术转移人才培养基地建设,依托同济大学经管学院招录技术转移方向专业硕士,试点特色化培训课程。除了加快人才培养增加供给外,考虑到技术经理人对于专业技术、政策法律、商业营销、知识产权等多方面知识技能和实战经验等方面的高要求,以及这样的复合型人才在成才后流入其他行业的可能性,目前可以通过以下途径夯实技术转移专业人才队伍:一是团队作战,构建由知识技能互补人才组成的专业服务团队;二是就地取材,遴选具有社会服务热情的科研人员加以培养,快速充实入技术转移专业人才队伍中;三是引进人才,充分利用上海技术转移人才引进政策,引进高端人才,快速发挥其专业优势。

第二,加快消费者种群发展。生产者和消费者种群分别对应技术转移活动的供需双方,它们是技术转移行业生态的核心物种,直接决定了技术转移行业的规模。整个行业只有产生了足够的流量,才能够有效带动技术转移中介服务机构及其从业人员发展。在生产者种群方面,目前我国已经在技术转移收益分配、递延纳税等方面建立起了全球最佳的政策激励体系,在“三权下放”权属改革完成后,又开始试点开展“赋权”改革,并将科技成果转化成效作为高校学科评估重要指标,政策力度可谓空前。但在消费者种群方面,我国企业整体而言仍未完全成为创新主体,企业研发投入,尤其是基础研发投入长期不足。根据OECD统计,2019年中国企业基础研究投入占企业研发投入的比重仅为0.30%,远远低于德国(6.23%)、美国(6.59%)、日本(7.55%)、英国(8.82%)、韩国(10.64%)等科技发达国家。企业缺乏必要的基础研究积累,导致其缺乏对相关技术最新发展的了解、难以提出具有针对性的技术需求,只能希望高校和科研机构通过“交钥匙”方式提供成熟技术方案,并没有足够能力接住高校和科研机构抛出的“绣球”。对于上海而言,据《2020年上海统计年鉴》,上海市规上工业企业在2019年研发支出590.65亿元,主要以试验发展支出为主,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支出占比仅为0.063%和0.9%。国企和外企在上海经济发展中一直扮演着重要角色,据统计,2020年上海地方国有企业经济增加值占GDP比重达到了30.3%,地方国企和在沪央企经济增加值占GDP比重达到了45.2%,因此,在培育创新新动能的同时,激发和引导上海的地方国企和在沪央企增加研发投入,尤其是基础研发投入,勇于接纳更多来自高校和科研机构的原创技术,成为了优化整个技术转移行业生态的关键所在。

第三,加强服务支持种群内部交融互通。技术转移中介服务机构虽然被分成了内设型、专业型和平台型三种不同类型,但这种分类方式并非绝对。随着中介服务机构不断发展和种群的不断演化,这三种类型中介服务机构都在向专业化、网络化和平台化相同的大方向发展。此外,不同类型中介服务机构在自身特质、核心资源和服务特色方面各有千秋,内设服务机构贴近创新策源地、专业型服务机构擅长在特定专业领域和环节发挥优势、平台型机构拥有巨大的辐射能力和资源汇聚能力,它们彼此间不像其他行业的企业那样进行着你输我赢的竞争。面对漫长的技术转移服务周期、众多的专业服务环节,深化三类中介服务机构之间的交融互通,能够有效弥补它们各自短板,放大各自优势,提升服务能级,做大蛋糕、共担风险。

第四,营造良好外部生态环境。在营造良好的外部生态环境方面,除了要持续营造良好的政策和知识产权保护环境外,还要重视技术转移服务资源信息开放共享,加快建立和完善具有公信力的技术转移中介服务标准体系。在技术转移服务资源信息开放共享方面,应尽快将由公共财政支持形成的科技成果、行业专家、中介服务机构等方面的信息在技术转移公共信息服务平台上主动披露和及时更新,并做好数据分级分类管理工作;在技术转移中介服务标准体系建设方面,应在《国家技术转移服务规范》等现有标准体系的基础上,围绕技术转移各个环节,加快建立和完善具有公信力的中介服务标准体系,并逐步推广使用,形成技术转移中介服务机构和各主体间标准统一的“话语体系”和“行为体系”。

 

来源:爱科创,作者:鲍悦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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